而巴尔都斯（Baldus）则主张法学继续采用学说方法、从原则出发的演绎以及综合法。

这不仅是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也是法律保留原则的体现。但行政法的发展取决于行政任务，行政任务是依据法律规定的行政任务和行政权限，由行政主体完成的国家任务。

在探讨行政行为形式法治化时，对行政行为方式的设定和实施，不能与宪法规定相抵触。行政过程论与行政行为形式选择 传统行政法学更注重各种行为形式的最终法律效果，相对不注重各种行为形式之内在关联，每每对某种单一行政行为形式的法律性质进行探讨，即所谓局部性考察。《宪法》第28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宪法》第53条要求公民必须遵守公共秩序。进入专题： 行政行为形式 。

传统行政法学更为关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侧重于从法院的角度观察行政权，更多强调法律对行政的控制，但随着行政法学发展和时代变迁，在恪守行政合法性的前提下，应以宪法为依归，去追求正确性的目标，探究如何改革行政行为形式，依法有效实现行政任务。第45条第1款第2句规定，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一方面，从占有表征上看，所有权通过社会典型公开性使社会一般主体有识别利益客体的可能性，[76]一般社会主体从占用或登记等可感知的形式推导出相关权利的可能性。

企业数据控制权本质上是一种支配权。有鉴于此，对个人数据的保护，一方面从权利法定化路径，即运用传统人格权来保障个人数据权益。第三，数据支配时间上的差异。换言之，脱敏化处理后的数据，人格因素的信息被人为地技术弱化甚至消亡。

[59]个人数据携带权的确立给数据主体对其个人数据实现有效控制提供了可能，且行使该权利还使数据主体能从数据处理与流通中获得收益，进一步促进了数据的流通与利用。二、数据权利与数据利益的区分与澄清 (一)利益与权利关系的再厘定 大数据处于社会变革转型与科技飞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各类新的利益诉求呈指数型增长。

[8]上述讨论限于个人数据，大数据背景下数据的内涵已突破个人数据的范畴，数据是一种权利抑或只是一种利益，关乎数据的法律性质界定、受保护的内容范围以及保护位阶次序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79]魏鲁彬：《数据资源的产权分析》，山东大学2018年博士论文，第28页。[45]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第66页。[27]个人信息保护课题组著：《个人信息保护国际比较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版，第179-184页。

反之，有效维护个人数据权益也会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由此可见，数据权益已不再只是单纯的一种权利，而是不同权利集合而成的权利束。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对个人数据认定的实质性标准在于可识别性，[39]我国立法上对个人数据也采用可识别性作为判定标准。[22]方新军：《权益区分保护的合理性证明——〈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一款的解释论前提》，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1期，第146页。

[8]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详解》，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465页。[38]冷传莉：《人格物的司法困境与理论突围》，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5期，第141页。

个人数据相关权利是一种积极主动性的权利，与消极防御型的隐私权存在差异。[82]公共数据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特征，有助于数据信息的自由流通，推动数据产业的发展与社会数据福利的提升。

姬蕾蕾：《数据产业者财产赋权保护研究》，载《图书馆建设》2018年第1期，第58页。[16]于柏华：《权利认定的利益判准》，载《法学家》2017年第6期，第1页。[54]陈聪富著：《民法总则》，元照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71页。那么，企业数据控制权的法律性质是什么？是不是一种数据所有权？它与所有权之间存在什么关联或区别？有学者认为企业数据(产业数据)财产性利益本质上是一种企业数据所有权，[73]对此本文不敢苟同。既有规则逻辑也难以解释数据相关的法学理论，比如数据的法律属性、分类、使用规则以及法律保护等都难以在现有民商法理论与规则中获得有力解释。那么大数据时代下数据相关权益究竟是一种权利抑或是一种利益，两者之间存在什么关联，是否存在将数据区分为权利保护与利益保护的必要？从数据的产权及持有上看，数据的类型可分为个人数据、企业数据、政府数据及公共数据。

[26]陈林林：《反思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权利泛化》，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11页。(三)公共数据的定性与保护 关于公共数据保护问题的解答，学界对此探讨相对较少。

[60]对于个人删除权而言，如果个人数据被非法处理、个人数据对实现其被收集或处理的相关目的不再必要、或者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信息社会服务的过程中被收集处理等情形，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上述类型的数据。有学者提出，这种兼具人格性利益与财产性利益的为人格物，现行民法规范存在无法协调物上并存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的弊端。

[79]甚至有学者人认为，广义的公共数据还包含了政府公开的数据。[62]另一方面，关于数据汇编作品，《TRIPS协议》第10条第2款规定，数据的汇编只要其内容的选择或安排构成独创性的智力创作，就应给予保护。

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公共数据等不同数据类型的法律属性、权利归属、使用规则以及法律适用均存在差异，既有法律规则难以对上述差异性作出有力解释，既有司法解决纠纷机制遭遇明显障碍。所有权系所有权人对所有物享有的永久、完整、全面的圆满支配的权利。[18]由隐私权衍生出的个人信息权(个人数据权)也被我国主流的传统民法学者所认可。[58]数据主体有权无障碍地将个人数据从其提供给的数据控制者那里传输给另外一个数据控制者。

[61]司法实践在个案中保护个人数据利益时应作利益衡量与严格的限制，为了实现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司法诉讼保护和公序良俗等目的，对数据主体行使数据利益的限制应被允许。结合其他数据间接识别出特定自然的数据有：性别、年龄、职业、教育、婚姻、兴趣、爱好、性生活、习惯以及财物状况等。

[46]隐私权主要侧重保护个人数据中私密的敏感数据，比如个人的性生活、性取向、医疗健康、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和犯罪前科信息等传统类型的敏感个人数据，[47]以及在数字化互联网时代被域外国家新认定的个人敏感数据，如金融数据[48]以及基因数据[49]等数据。企业则主张对其收集、整理的数据拥有财产权。

2016年，包括奇虎360公司在内的国内多家网络服务提供商限制或终止网盘服务，打破了用户的信赖与预期，给网络用户造成极大的不便，引入个人数据携带权具有必要的现实意义。[10]第二类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也有学者称为新型权利或无名权利)，从法社会学角度而言，新型权利在实在法上并没有规定，但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司法裁判认可的权利，比如晚近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土地发展权[11]、信用权[12]以及环境权[13]等。

[45]第一种观点意识到个人数据中精神人格权的保护，因此将个人数据纳入隐私权保护范畴。[50]正因此，本文认为二者在侵害后果上具有竞合性，侵犯个人敏感性数据可通过隐私权保护进行救济。[74]陈华彬：《我国民法典物权编所有权规则立法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0期，第13页。参见《信息诈骗由撒网诈骗向精准诈骗升级》，载《法制日报》2014年12月30日。

[70] 但是企业数据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模式存在如下不足：一是企业利用自身优势进行数据垄断。数据权益保护问题的出现，又使得这种二元权利体系面临前所有未有的困境。

[47]胡文涛：《我国个人敏感信息界定之构想》，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5期，第248页。三是利益不是由法律事先明文规定的，往往是司法者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遭遇新型纠纷后，通过个案总结提炼出来的利益种类。

企业所能利用的数据，包括经授权取得的个人数据，企业自身产生的数据，以及公有领域的数据，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作为原始数据，也可以被企业重新加工、整合与利用，从而生成出更多创新的产品、服务及企业数据。[81] See 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rtmout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96, P.171. [82]涂晓芳：《公共物品的多元化供给》，载《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2期，第88-93页。